蜀汉路属于武侯区，至于为什么叫蜀汉路而不是其他名称的道路，这是因为在三国时期当时刘备占据益州后定都成都，而蜀汉路的起点恰好是当时的成都北门外。
到了宋代时期成都的北门外出现了三座桥分别叫做“新东门延辉桥”“新南门崇仁桥”和“新北门通惠门”（旧时把没有城墙的城市称为“门”，有城墙的城市称为“楼”）；其中蜀汉路就位于现在的通惠门附近。
到了明代初年，为了防御蒙古人的入侵，在成都修建了四座城门分别为少城（南）、南城（东）、北城（北）、清江（西）。不过这时候的三座桥已经不复存在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座跨江的浮桥“草市桥”。
因为成都是一座沿河城市所以古人就根据河流的地形划分城区，将西北面的那条河叫做“灌口河”也就是今天的府河。而东南面那条河则是“南河”，作为古代成都两条主要河道，这两条河最终汇合于成都南面的走马河再流入锦江。
“蜀汉路”这一地名的正式出现大概就在清代末期或者民国初期，那时候成都城市建设还比较落后，人们常常以“上沙河坝”来称呼成都北部的一片区域。而“下沙河坝”则用来指代成都中部和南部地带。
葛培峰优质答主在成都市，有几条以省份或省份首府名称来命名的街道或城镇，如北京大道、上海大道、天津路、贵阳路、西安路和南京路等，与以蜀城或古代蜀郡、蜀国来命名的街道名如蜀都大道、蜀汉路、蜀友路、蜀晖路、蜀信路等，共处于现代化的大都市中。但仔细观察发现，这些冠以“蜀”字的街道，几乎都在成都市的市区之内。
那么，以“蜀汉”命名的蜀汉路与“蜀”和“汉”有何关系呢？
说来话长，还得从西周说起。在西周分封天下时，封武王的弟弟姬封于此地，国号为“蜀”，建都于今成都郫县的古城。由于“蜀”国地处偏远，受西周的控制较弱，后来逐渐强大起来。秦惠文王灭蜀后，置蜀郡，成都即为蜀郡之治所。秦惠文王更元12年（前316年），秦灭蜀，置蜀郡，以张若为蜀郡首任太守，驻江（今成都）。秦亡后，经楚汉相争，至汉朝初建为西汉（前206年），为加强中央集权，巩固皇权，对原来秦朝的郡县制进行改革，即郡下面不再设县，而改设“侯国”。为防止王国坐大，威胁朝廷，汉高祖刘邦（前256年一前195年）继位时实行“郡国并行”制，对异姓王和同姓王的封国，在原郡下分设侯国。蜀郡下的成都县被分置为蜀郡国，以刘邦之子刘若为侯，仍称蜀王。
蜀郡是侯国中的大郡，其“国”下可辖五个县，故除成都（即今日之成都市区大部分地区，时称中县）县外，又置有郫、温江、新繁、广都四县，郡国治所仍设于成都。“蜀汉路”名称的缘由正与这段历史有关。因此，“路”实际上是一个“辖区”或“地区”的俗称。
汉武帝（前140年一前87年）即位后，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中央集权，“郡国并行”制度被取消，封侯制被废止，蜀郡国（包括蜀侯国和成都县、郫县、温江县、新繁县、广都县）又还原为蜀郡。为防止汉朝皇帝的江山重蹈秦朝秦二世胡亥时分封少子为“婴侯”的统治覆辙，汉景帝（刘启）即位后废除了皇子封“侯国”，改封诸侯王，蜀侯改为“蜀王”，蜀王封地在成都，后汉朝不断缩小诸侯王封地，后蜀郡国地逐步缩减到只有成都县、新繁县、新都县、双流县、广都县、郫县等数县之地。但汉朝为区分各地，仍将各地按山川大势和地域分成若干“州”。由于这里为“梁州”（包括大部分今四川省及陕西省的南部地区、云南省、贵州省、重庆市等地）之域，蜀地成为“梁州”中的巴郡梁化县和蜀郡新繁县等数县之地，称梁州。西汉时期全国103个郡国，巴郡和蜀郡是其中的两大郡国。到东汉光武帝刘秀时（25年—57年），蜀郡、巴郡被一分为三。在巴郡西部和蜀郡之间置“汉嘉郡”，下辖严道、青衣、旄牛、临邛、南安、邛都6县。汉嘉郡所辖地大致东起乐山县，西抵松潘县，北接汶川县，南至峨眉县。这样，今之“蜀汉路”所在地便划归南安县（今大邑部分和邛崃、蒲江等地）管辖。因此，从这段历史看，“蜀汉路”命名既表明此地由蜀国、蜀郡、蜀侯国（包括蜀王）治所成都县演变而来，也表明此地在东汉时的汉嘉郡南安县（今大邑县及邛崃、蒲江等部分地区）境内。这段历史，是研究汉朝政治制度和行政区域划分情况的原始见证，也是研究成都建城和成都地名命名的重要史料，非常珍贵。随着历史发展，晋
